张殿礼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亳州籍作家，他的长篇小说新著《槐花飘香》出版后，悉心研读，得到一些个人的感悟。
以小见大的时代变迁演绎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以时代为大背景的中国文学作品佳作迭出，备受青睐。茅盾文学奖作品有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《秦腔》《长恨歌》《尘埃落定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英雄时代》等，影视剧上榜的有《人世间》《六姊妹》《北上》等。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时间跨度长，少则二三十年，多则五六十年，几乎涵盖了建立新中国、建设社会主义、改革开放和进入新时代的伟大历程。即便选择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较为密集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姿态，也是固定在一个相当长时间段内的。《槐花飘香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至当下乡村变迁，跨越了半个多世纪，洋洋洒洒五十万字的鸿篇巨制，跨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、风物、面貌、思想的嬗变，构筑一个庞大且丰沛的文字博物馆，把零落在尘埃中的瑰宝珍品，去其风烟，取其光华，收入囊中，为其所用。
巴尔扎克说：时代背景长篇小说既是“民族的秘史”，也是“时代的证词”。陈忠实先生的《白鹿原》被称为华夏子民的“民族的秘史”，它把那个阶段难以启齿的民族劣根性揭示出来，以唤起民族及大众的觉醒。梁晓声的《人世间》和淮南作家伊北的作品《六姊妹》完全可以归结于“时代的证词”这一类，平凡百姓的喜怒哀乐，留下了不同年代背景下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。我以为，张殿礼先生的《槐花飘香》则兼而有之，它既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、挣扎抗争乃至小心算计等人性之恶暴露出来，又真实地记录了时代底色下，人们无奈无助、奋力突围和向善向上的精神追求和行动实践。作品在社会性方面，以个体（槐树村）折射宏观变迁；在思想性方面，以历史和现实（时间跨度和人物变化）的互文，揭示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；在艺术性方面，以冷静客观叙事（节奏平缓的语调），拓展小说语言的文学功能。显然，作者在写作中，不是简单地描述某些事件、某些人物和某些场景，而是充分调动个人经验、个人观察和个人思考，对宏观变迁过程中的历史进程、社会洞察和现实观照加以关注和抒写。
作者善于用小切口，表述大事件。他把小说人物，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空间（槐树村），看似格局拘泥，实是小空间换取大架构。小说里的人物（寻常百姓），也都是小人物，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、邻里纠纷、家长里短，看似小事小节，映照的都是大时代的影像聚焦。
鲜活的人物塑造和真实的场景再现
在小说领域，有个名家曾经把长篇小说比喻为一棵茂盛的参天大树，它可以在天地之间无限生长，经受春夏秋冬和风霜雪雨等自然的锤炼与考验。在一个主干的支撑下，枝枝蔓蔓，旁逸斜出，花开花落，叶绿叶枯。主干是小说的主题，枝条是情节，叶片和花朵是小说的人物，季节变换则是小说的环境。倘若沿着这个思路来看《槐花飘香》的话，那么小说的主题应该是社会发展滚滚向前的洪流，情节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所经历的改变革新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共生共存共长。
首先，人物个性鲜明。鲁迅先生主张：“通过语言、肖像的细节刻画，揭示人物灵魂”；毕飞宇主张：“通过环境、名字、视角的统一设计，构建人物命运的必然性”。文学名家无论怎样强调自己的观点，似乎都有共同的认识：人物需有“弧光”（成长变化）、反差感、动机合理性，避免脸谱化。《槐花飘香》这部小说里塑造了数十个人物形象，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，立体地呈现在眼前，好像隐藏在记忆的深处，突然被发现、唤醒和对视。尽管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，而人有千面，各有不同。小说中老槐根、麻五、李二娇、韩德儒、春生等等在乡村大舞台上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其次，情节设计合理。著名作家贾平凹强调：“写现实生活，写自己经历过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从真实体验中提炼素材。”在《槐花飘香》序《从岁月深处飘散的槐花香》中，孙志保先生说它是一部20世纪50年代至当下的乡村变迁史、乡村政治史、乡村生活史，也是一部皖北民俗史，同时，也可称作皖北风物史。这样一部庞杂的“史记”，如果不是亲历者乃至亲为者，不可能在一个村的狭小时空里，变换而切换，真实地再现。彼时与此时的乡村，千变万化，都在作者经验掌控之中。
再次，环境凸显地域性和唯一性。莫言曾经提出：“高密东北乡既是地理概念，又是精神原乡。”莫言的小说作品立足于东北乡高密，创作出诸如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《红高粱》《丰乳肥臀》等经典作品，把精神原乡提到了一个创作的高度。所谓的精神原乡，应该是产生思想并深受思想影响的地方。张殿礼先生创作的精神原乡在哪里呢？不用赘述，无疑就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皖北大地。皖北大地历史悠久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名人辈出，尤其作者出生成长在三曹故里、华佗故乡的亳州，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根植在骨子里的民族气节，都为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条件和文化滋养。小说中的村庄、庄稼地、晒场、大队部、扶贫现场等环境，都给小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点和场景，每一个支点和场景的描述，都带有原始的镜头、本来的味道、特有的配方，是虚拟文化无法抵达和复制的。
冷静克制的语言叙事
汪曾祺在《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》中明确提出：“小说是语言艺术，作家必须研究语言，从字句关系到篇章结构皆需锤炼。”一个作家能否称之为合格或者称职的作家，第一关应该是语言关。
小说《槐花飘香》娴熟地运用语言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字里行间，无论是写人写景、状物拟人、比喻修饰，都恰到好处。比如：“话音刚落，就见大队通信员小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，递给老书记一张纸。老槐根一边接过文件，一边瞪了小刘一眼。没礼貌，你没看见正在开会吗？小刘脸一红，说公社马主任让我立马交给您，我……那也得敲门或是喊报告呀？都讲你几回了，就是不长记性，去吧。小刘啪的一个立正，说是！屋里几个人哈哈笑着把小刘送了出去。”一段动作和对话，把两个人物的形象树立了起来，把活泼严肃的气氛营造了出来。再比如：“清晨，旭日从一抹红霞中冉冉升起，小草和庄稼挂满晶莹剔透的露水珠，蓝莹莹绿莹莹地惹人喜爱。”乡村的恬静和自然之美，跃然纸上……诸如此类接地气的语言叙述，俯拾皆是，举不胜举。
长篇小说的叙事讲究不急不躁，娓娓道来，它有足够的空间摆放和展示。《槐花飘香》堂堂五十万言，如果没有胸有成竹的结构驾驭能力和冷静克制的叙事把控能力，是无法成篇得到读者认可的。
皖北民俗风情的再现再造
皖北民俗风情是中原文化、江淮文化与农耕文明交融的产物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历史传承。其核心特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：农耕文明与抗灾智慧的体现，多元艺术形式的活态传承，节庆活动的仪式感和烟火气，饮食文化的地域性与融合性，宗族观念的开放与包容并存。这些方面，《槐花飘香》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呈现和展示。比如扒裤子，八十年代之前，皖北乡村这种习俗，颇有地域风情特色，人们乐此不疲地嬉戏着这种不是游戏的游戏，寓玩笑于娱乐之中，寓娱乐于玩笑之中。尽管带有粗俗成分，却延续着喜庆元素。再比如，小说中的打苏，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少时最常见的娱乐活动，它有着基本的规则和砝码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民俗大都被现代文明气息所淹没，如果不是作者创作的这部小说，全知全能地再现了它们的存在与兴盛，再造了一个虽渐行渐远却活灵活现的文化现象，可能也会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殆尽。在这里，我们要由衷地对笔耕不辍的作家张殿礼先生说一声谢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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